去非洲之前,他是互联网大厂员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上升通道正在关闭。35岁前,要不要再“搏一搏”?这时候,非洲进入了视野。李长丰的选择更像是一个冒险故事。随着移动互联网黄金时期的结束,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一批中国互联网人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希望用耐心等待收获。最终,他们遭遇了水土不服,疫情更是加剧了动荡。
在被困非洲的100多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1
李长丰走出酒店的房间,下到底楼。尼日利亚最大的商业城市拉各斯已经步入半年的雨季。傍晚湿润的空气中,蓝绿色的水泥楼房颜色灰败,空调水渍在墙上拖出黑色印记。院子空空荡荡。雨水过后,在灰蓝和铜黄的薄暮下,棕榈树显出羽毛状的黑色剪影。
李长丰来到一处角落,取下口罩,拿出跳绳,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他跳够2000下,让身体尽可能感到劳累。上楼的时候,他没有见到同事。他知道大家都呆在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即使遇到,也不会打招呼。李长丰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现实生活里说过汉语了。
等待回国的日子已经持续了100多天。小房间里的家具半新不旧,空调机箱外壳已经松垮,他几个月前打好包的行李没有拆开,堆在屋角。李长丰睡前独自喝了点酒,然后在空调的轰轰声中,捱过长夜。
李长丰住的酒店房间,屋内陈设简单
2020年4月底,李长丰来到非洲几个月后,被他供职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裁员,随后又赶上疫情加剧。他像是一个失去了依靠的孩子,被扔在了拉各斯。和他同样遭遇的,还有几十人。他们都是在这几年的中国互联网出海潮中来到非洲的。在国内,他们有些在大厂工作,有些在明星公司成立早期就加入,见过一次次风口。来到非洲后,他们期待在这里赶上下一个风口,最后却被困在了这里。
半个月、50天、100天……李长丰就没怎么出门,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回国成了他每个白天和每天夜晚的执念。吃饭、睡觉、聊天、发呆,最后都会归结于此。随着通航的日子可能到来,李长丰开始为另一件事情焦虑:如果在尼日利亚的中国人都要回国,他无法想象机票会被抬到什么价位。
刚被裁员时,李长丰不怎么当回事。对于一个30多岁、在职场打拼十多年的男人来说,被公司炒鱿鱼远不是什么灭顶之灾。他原本就打算,清明节回国休假,然后就不再回来了,裁员只是让他的计划换一种方式实现而已。被裁员的第一个月,他很高兴自己不用半夜开会。他窝在房间里看电视剧,刷完了《庆余年》,又把《重生》《白夜追凶》翻了出来。
拉各斯3月30日开始封城,机场也关闭了。李长丰习惯性地保持着乐观,“只是暂时的,怎么可能封闭很久?”他很壮实,说话时语气平稳,甚至连机票都没有着手预订。只要有钱,还能买不到票吗?公司也不时传来包机的消息,“马上会有第二批,就这几天”,或者是“下个星期有第二批”。
但同事的机票一张张被取消,他的希望也随之消失。5月末的一个晚上,他和另一位同事同时申请最后一张包机的机票,由于晚了几秒钟交表,错过了机会。那班飞机离开后,整栋楼真正地笼罩在低气压中,原本他们每天吃了晚饭,还会到楼下散步。但是这天之后,没人还有这样的兴致。所有人都关在房间,面对同一个问题:怎么能曲线回国?
第三个月,李长丰开始在房间里发呆,他感觉到自己的心态正在一点点崩塌。时间过得太慢了,他偏偏醒得又太早。李长丰发现没事做比有事做更难受,他倒宁可天天加班,打发掉漫漫长日,“起码有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继续留在这的动力吧”。
他每天都要需要到线上找人聊聊天,多半是在微信群里和人吵几句,他们争吵的主题有几个:骂公司、回国、以及回国后与公司的仲裁官司。没有这个小小的出口,他担心自己会被憋成抑郁症,“那才真的是大问题”。
2
大概9个月前,他还过着一种安闲却“特别无聊”的生活。那是在中国南方的一座二线城市,他在一家互联网明星公司上班,拿着比当地平均工资高几倍的薪水。房价暴涨前,他买了大房子,按揭款只相当于工资的十分之一。工作和生活按部就班,每天上午9点半,他到办公室点名,下午赶在晚高峰之前下班。周末,李长丰会去家附近的学校打篮球,或者约着朋友喝酒打牌。
快到35岁,李长丰感到了恐惧。“在互联网公司,这基本就到头了,只能说是混几年了。”尤其是约朋友出来时,对方会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啊,在忙。”这时候,李长丰的危机感达到峰值:“我这种日子还能持续多久?”
随着资本主导的大并购展开,李长丰所在的公司被一家互联网大厂收购,他们被并入了一个更庞大的机器。总部空降高管,他眼前的上升通道轰然关闭。这时候,他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35岁前,要不要再“搏一搏”?
2019年10月的一个晚上,他在外地出差。喝了应酬酒,他躺在酒店的床上休息,leader突然给他发了微信:我办好了离职,正在收拾行李,要去非洲了。
李长丰看到“去非洲”有些发懵。以leader的资历,轻而易举就能在国内大厂找到职级很高的工作,他为什么会“去非洲”?leader洋洋洒洒说了一番,谁谁谁去了,谁谁谁也去了。这些人李长丰都知道,名气比他大,挣钱比他多。他们竟然也跑去非洲淘金?他的心思开始活动起来:“如果他们都敢放弃国内的机会,一定是有更大的好处在那里。”
第二天晚上,李长丰给父亲打电话,说可能会跳槽。父亲鼓励他,如果机会好就跳吧。
“可能有点远。”他说。
“再远不过俄罗斯吧。”父亲说。
当听说儿子要跳到非洲,父亲愣了一下,“哎呀,非洲啊。”结果是父亲一夜未眠。后来,父亲详细查了尼日利亚的情况:好像没有打仗,环境还算可以。
leader给李长丰介绍的是尼日利亚排在前列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巅峰时仅中方员工就有几百人。这家公司有着宏大的版图,相当于滴滴、支付宝和美团点评的集合体。它的业务包括移动支付、打车、巴士购票、外卖业务和投资理财等。
最近几年,由于国内的“流量池”已经见底,创业者们不得不离开舒适区去寻找新的洼地,有人把目光投向了非洲。在他们到来之前,国内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手机公司已经在当地培养了一批互联网人。在拉各斯,在内罗毕,在斯亚贝巴,繁华的商业区、破破烂烂的街道旁,到处都可以见到“Tecno”(传音)的蓝底白字招牌。2019年9月30日,传音在科创板上市,功成名就。
leader给李长丰推荐的这家公司,也有一大堆明星投资人站队,A轮一次性就募到了5000万美金。这些公司大多有一幅非洲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远景图画,甚至很多创投人称之为全球最后一个“十亿级蓝海市场”。
这简直是一个黄金般的“坑”,李长丰决定跳下去。他和女朋友商量好,到非洲干一年,工资比这边高一大截,而且开销小,赚多少存多少。万一换了一个环境,遇到更好的职业机会,就是锦上添花啊。
走之前,李长丰约朋友喝了顿大酒。第二天,他30多年来第一次到诊所去挂吊瓶,输营养液。他想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双十一时,李长丰买了一个大旅行袋,还下单了一台2000多块钱的翻译机。
那个旅行袋号称“专供出国”,有一米多高。他没有装多少东西,两双鞋、一些衣物、电脑、辣椒酱,还有8条烟——到了拉各斯,他分给朋友几条,这让他后悔不已。当地的中国超市烟价是国内的三倍。关键是,很多假烟。
终于,李长丰告别了中国南方湿润的冬天,登上了去非洲的飞机。他心中除了紧张,更多是兴奋。
3
11月是拉各斯的旱季。空气弥漫着浓郁刺鼻的体味。李长丰仿佛进入一个喧闹的世界,连绵不断的声浪一波一波涌过来,在陌生语言的叫嚷中,偶尔能听到发音奇特的汉语:“你好,你好。”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李长丰没看到红绿灯,车在不平坦的路上颠簸,横冲直撞,司机们脾气很大,有时毫无征兆地,前面的车就会忽然开始倒车,还能看到一些没有车门的五菱面包车,里面塞满了人,车门总吊着一个卖票员。
李长丰的视线掠过灰扑扑的街道时,忽然看见一个大招牌写着五个中文大字:芒果娱乐城。那是栋破破烂烂的小楼房。这也是他来到非洲第一天里,除了嘈杂和拥堵之外,遇到的不多的趣事。
拉各斯被称为黑非洲的中心,有2100万人口,和北京相当,但占地面积只有北京的十六分之一。中国互联网进入非洲,首先选择的还是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肯尼亚、突尼斯、尼日利亚。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电商及生活服务、泛娱乐等领域。
在中国创业者看来,非洲的新兴市场如同三四十年前的中国,拥有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渴望拥抱新世界的年轻人。
李长丰所在公司的办公室位于拉各斯的卫星城伊科贾,装修简陋,一排排桌子后,摆着几张国内露天烧烤摊常用的蓝色塑料椅。而他在的业务部门负责市场拓展,常驻在拉各斯维多利亚岛。那是拉各斯最繁华和最富裕的地方。
李长丰落地第三天,就到了岛上。他们没有办公室,都在酒店工作。大多数时候,他在城里跑业务。陪着他的是一个身高2米的当地人,既做翻译,又当保镖。李长丰负责“地推”,就是让商家接入他们的平台。但他很快发现,这和国内的工作不太一样。
集市是泥地,干的地方尘土飞扬,湿的地方一摊稀泥。房子凌乱地散在市场里,店铺摆着一排排商品,如同国内菜市场的调料铺。他发现似乎所有人的衣服都不太合身,很多人明显穿着二手衣服,上面印着各种字体的中文:xx工厂、xx篮球队、xx中学,甚至还有美团和饿了么的员工服。
两个本地员工带李长丰进入当地的综合市场
李长丰在两个人高马大的本地员工陪同下,走进了第一家店铺。黑黢黢的小房间,光着上半身的男人们正围成一圈打牌。听到有人进来,他们齐刷刷地抬头,十多双眼睛定在李长丰身上,他有点发憷。这是一家卖鱼和食品的“商户”,地上放着一个大盆,里面有些黄乎乎的糊状物,这是他们卖的“食品”。
李长丰问:你们卖的鱼在哪里?牌桌上一个人起身,从一个大桶里提出几条鱼,这就是了。
以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地推”标准,这个店铺会被直接忽略。但在拉各斯,这就是商铺。他又继续往前走,房子是铁板和大瓦块草草拼成的小棚。有些在门口摆上几个五颜六色的假发,有些门口挂着些义乌风格的小装饰。当走进一家卖煤的店,李长丰看见一圈孩子围坐在地上。大的十多岁,小的刚会走路。孩子沉默单纯的目光,让李长丰不敢对视。
工作通常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然后会在夜里十一二点结束,洗澡常常要到第二天早上。这种高强度的“地推”生活会让李长丰有一种错觉:35岁的危机在一点点褪去阴影。
工作之外,和拉各斯人民相比,他们的生活称得上是舒适甚至奢侈了。有一段时间,李长丰被公司安排住在一家高级酒店,一天200美元的房费相当于很多当地人几个月的收入。
每周固定的夜晚,酒店都会请乐队驻唱。晴朗的夜色下,露天平台摆着一排排沙发座,穿着剪裁讲究服装的酒店客人零零星星缩在靠背里。热带的天空轻盈透彻,云彩轮廓分明,棕榈树盆景上挂着一串串闪烁的小彩灯,沙发旁的黄色台灯氤氲出温暖朦胧的光。乐队唱着英文歌,架子鼓声并不显得吵闹。工作累了,到这里来喝点酒,李长丰会感觉到惬意。
但这种生活并不能持久。
4
新奇感在第一个月就开始消退。来非洲之前,李长丰以为自己能看到大草原,或者看到浩浩荡荡的动物大迁徙。来了才知道,大草原在东非,西非的拉各斯街道上,只能看到筷子长短的红尾蜥蜴。
维多利亚岛上唯一能够称得上景点的就是海边。李长丰坐车时,常常能从窗外看到海水。看着那浑浊的颜色,他心里没有向往。
“要不要去海边?”周末,同事邀约着。他想要合群,勉强答应了,但兴致缺缺。吹着海边腥咸的风,李长丰心里绷着另一根弦:没有当地人保护,他生怕冲上来几个人,把他们抢劫了。
他曾在一天之内,遭遇两次抢劫。那是2020年3月的一天,他和两个当地员工去市场走访商户,突然被十几个高大的年轻男人围了起来。李长丰还没开口,那伙人开始狠狠地拽他的背包袋子,拉扯他的帽子,还有人要抢走李长丰握在手里的手机,他依稀能分辨他们不停蹦出的“Money”、“Money”。两个本地员工把李长丰护在身后,男助理转头对他说:“BOSS,今天得给点钱才能走了。”这在李长丰意料之中,问他需要多少。“一万奈拉(180元人民币),才能放你。”
李长丰掏出钱,通过男助理递出去,男人们散开。李长丰连忙叫了一辆Uber,想要逃离市场。但很快,三支AK47和三个壮汉挤了进来,这个狭小的空间立刻充满了他从未体会过的气息。
李长丰被两个人死死挤在后排中间,他们怀里抱着的步枪反射着冰冷的光泽,枪口有意无意地冲他倾斜着,前排的人嘴里不停地说着,“We are friends。”他掏出身上最后的1万奈拉,三人终于作为“friends”离开了。
日常的拉各斯街景
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一步步陷入无能为力的情况。发第一个月工资时,李长丰拿到薪资单,看到工资被扣了20%,公司没给解释。“白纸黑字写着的都能改?”他很生气。但木已成舟。毕竟还有接近5万的工资,这如同晃着金色的铐子,让李长丰舍不得辞职。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这付铐子的颜色会迅速褪去。
徐子敬在公司总部上班。他在国内做了多年支付宝的线下推广,比李长丰看到了更多的细节。他惊讶地看着团队没有风控地砸钱:商家拉新,一个要400多元,比国内还高几倍。徐子敬担心,公司的钱会被烧光。
2019年12月,公司裁掉了一大批本地员工。他们组成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要求公司给个说法,好在有持枪保安守在门口,没出现意外。但办公室正在一点点变空。2020年2月,李长丰整个部门都被砍掉。那时,他可以回国,只是不甘心:“既然来到非洲,就想多赚点钱。”
李长丰开始找熟人,准备面试,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内部转岗的机会,只是还要降薪20%。当时国内疫情还没有结束,他想保住当下的工作。他心里松了口气,觉得自己还算走运,“又能缓几个月了”。
3月末最后一次降薪时,李长丰再也不对公司抱有希望。但机场封闭,骑虎难下,他还是签了字。“多混一天有一天工资,多熬一天是一天。”再说了,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机场,还能关闭多久?
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糟糕到后来的地步。当5月末的那个夜晚,他和最后一张机票擦肩而过后,他意识到,自己被困在非洲了,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
5
大裁员的消息早就在公司里流传。平时微信、电话,大家的话题经常会绕到裁员上。陈文远在肯尼亚都听到了风声。他比李长丰早来一个月,去了公司在内罗毕的分部。那是个旅游城市,他和朋友合租了一套大公寓,房租不到3000元。周末,他们换着花样到餐厅吃饭,还开着越野车去了东非大草原,狮子卧在地上打呵欠,斑马离他们只有几十米。但现在,这样的日子到头了。接到公司的裁员通知后,他准备和公司打仲裁官司。
如果不是疫情,公司或许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尽管在国内,流量转移到线上,生鲜、游戏和在线办公类产品开始爆发式增长。但在尼日利亚,互联网还没有这样强大的基础。疫情爆发后,尼日利亚实施了封城和宵禁,员工们不敢出门拓展商户,业务陷入停滞。
李长丰是在4月22日接到HR电话的。他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
HR公事公办地问他,愿不愿意停薪留职?李长丰说自己得考虑一下。第二天早上6点,一个电话把他从床上吵起来。“考虑得怎么样了?”李长丰还没睡醒,火气冲上头,“我拒绝停薪留职。”他硬邦邦地回了一句。30分钟后,他收到一份解聘书。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最后只希望公司管吃管住,再帮他买一张回国的机票。
从那之后,他听到的全是航班取消的坏消息。同事买了5月18日回家的票,兴冲冲地告诉李长丰,自己要回去了。但他下楼吃饭,原本以为早就已经坐上飞机的人正坐在大堂,一个个不修边幅,垂头丧气。
所有的人都等待着5月末那班包机。起飞前一天晚上,一个同事来到他房间,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说起xxx走了,通过的是x姐渠道。李长丰心里一动,要不我们也去找x姐?或许有办法。在起飞当天下午2点,他们加上了x姐的微信。
她告诉两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有人在外地,截止时间前回不来,现在还有两张票,你们赶紧填表,直接给我。”
从那一刻起,时间开始以分钟计算。李长丰用了5分钟填好表,微信传过去。两个人在朋友房间,一起盯着电脑,如同盯着六合彩开奖池。漫长的5分钟后,结果显示在屏幕上,李长丰没选中——他交表晚了几秒钟,同事抢到了。
羡慕、失望,李长丰心中五味杂陈,如同过山车一样。他的希望在几分钟内从高处跌落。
朋友开始飞快地收拾行李,兴高采烈地告诉李长丰:“以后不用熬夜炒股了。”10分钟后,他就穿好了防护服,戴好口罩,拎着小箱子,等着出门。房间里堆着在非洲用的一切杂物——他都扔下不要了。
x姐安慰李长丰:没关系,之后一个月还有三班包机。听到这个消息,李长丰又高兴起来,所有的负面情绪一扫而空。
那天送走了朋友,他也回房间开始收拾行李,来时七八分满的袋子,现在只装了几件常用衣物。他打算背台电脑,拿个护照,把手机充电器带上,就上飞机。“一声令下,我就可以走。”
然而,行李扔在角落,又是一个多月过去,再也没有新的航班飞往国内。
图丨新华社
生活中能做的事越来越少,电视里能收到的中文台只有芒果国际和CCTV新闻台。前段时间,《隐秘的角落》热播,李长丰在爱奇艺上买了会员。但打开节目,屏幕上一片漆黑,显示着一行字:“由于版权限制,您所在的地区无法观看该视频。”
他用剃须刀剃头,每天坚持锻炼,让自己的生活尽量常态化。李长丰会在晚上点些外卖。鸭脖、烤羊腿,味道不错,只是价格贵得让人气馁,一根鸭脖2000奈拉,大概是30多块,一个鸭头1000奈拉,装在一次性塑料饭盒里,一顿饭花了200多块。
当李长丰在酒店无所事事时,国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互联网大厂在疫情期间股价节节攀升,创了2年新高。拼多多市值也暴涨了146%,一切似乎都已复苏。前东家的同事告诉他:最近调薪了。李长丰算了算,如果自己没有出国,涨薪后的收入会相当可观。
“你知道,现在大家经常说‘逆商’,就是面对逆境的承受力,考验逆商的时候到了。”李长丰打定主意,只要回国,就找个大厂上班,或者做点小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再也不折腾了。“非洲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那就是没有遍地是黄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如无特殊说明,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延伸阅读:非洲小伙淘金马拉松梦碎 或因签证过期滞留中国
跑马拉松暴富,是一些非洲人的梦想,在当地流传着各种故事。据媒体报道,一个优秀的职业跑步运动员全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美元,在中国,因为马拉松赛事繁多,一直吸引众多跑者。2016年仅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的马拉松赛事便达到了328场,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
抱着到跑马拉松淘金的梦想,两个月前,来自肯尼亚的非洲小伙子MWEA KITHUSI(译为吉萨斯)来到中国,在中国经纪人李文益的带领下先后参加8场马拉松,挣得了2.19万元的奖金,寄予拿奖金回到家乡改变一家10口人的生活。
然而,昨日凌晨0时,距离登机回国前的半个小时,经纪人只愿意给他2000元,为此他固执地误机留下,要求拿到5000元。
他的担忧终于变成现实:他辛辛苦苦跑的马拉松打了水漂,不仅淘金梦碎,甚至可能因为签证过期而非法滞留中国。和他面临同样处境的,还有其他6个非洲同伴。
求助
拒绝乘机回国
“该拿五六千元,经纪人只给两千”
昨日,吉萨斯在双流机场呆了一夜,见到记者时,他远远打招呼。他说昨天晚上Jimmy(经纪人助手林先生)为他办理值机手续,答应给他2000元,这是他跑两个月马拉松的奖金所得。
这与吉萨斯自己算出的数字差了一倍。他有一个小纸条,上面记录了他每次参加的赛事、里程以及奖金额度,他一共跑了8场比赛,每场赛事都拿到了较好的名次。根据他看到各组委会官方手册上对应的金额,合计应该是21900元,扣除李文益说的个人所得税和经纪人佣金总计45%,还有往返机票5500元,吉萨斯认为他应该拿到五六千元,这个数字他反复算过。
Jimmy告诉吉萨斯,给他2000元是李文益的指令,李文益计算的奖金总额是19200元。差价在哪里,吉萨斯不知道。即便是19200元,那扣除过后也不止2000元。这样被打发,吉萨斯不甘心,他拒绝乘机回国,要求拿走他应得的钱。随后Jimmy离开了机场,2000元也没有给吉萨斯。
吉萨斯没有钱,没有机票,不会说中文,就这样在机场呆了一夜,第二天,他在记者协助下报了警,警方联系了他的经纪人李文益和其助手Jimmy。看着警方不断打电话联系,吉萨斯期待的眼神亮了起来,又黯淡下去,突然抬头问道,“他来了会给我钱吗?会让我回家吗?”吉萨斯说,早知道遭此待遇,他无论如何不会来中国。“中国人很好,我的邻居阿姨也很好,为什么李文益这么坏?”
吉萨斯说,李文益不想让他回家,想让他继续留在中国比赛,因为他每次比赛都能挣到奖金,“但我现在只想回家”。
棘手的问题是,昨日是吉萨斯签证期最后一天,当日24时之前不离开中国境内,吉萨斯将非法滞留。但在双流机场,卡塔尔航空最早一班飞内罗毕的航班是12月1日凌晨零时35分,这意味着吉萨斯即便在有钱办理改签的情况下,也至少要在中国境内逾期居留2天。
吉萨斯坐在派出所的凳子上,双手握住装水的纸杯,他只穿了一件某马拉松比赛主办方发的长袖单衣,低着头,缩成一团。
淘金
7名非洲运动员
梦想跑步挣钱 拿回家改变生活
28日,记者来到双流区黄水镇桃荚小区5栋2号附4号。这是一栋民房,三室一厅,破败的棉絮,沾上污渍的沙发,天有点阴,使得这栋房子看上去有些阴郁。
7名非洲运动员被Jimmy带到了这里,因为前一天他们见了记者,而这里,没有网络,语言不通,周边都是讲着四川话的人,这些长相黝黑的非洲人不断跟中国人借电话联系外界,希望获得帮助。
“因为李文益和Jimmy,我们的生活很糟糕”,吉萨斯说,他忙着晾晒衣服,晚上他即将返回家乡,尽管并不会干,但他还是希望洗干净,等待从经纪人手中拿到奖金,买个行李包把这些湿衣服带走。
吉萨斯15岁开始跑步,跑马拉松十余年,运气好的时候他一年可以拿到7000美金(约4.2万元人民币),其中1.8万元用于雇佣工人租种地,另外2.4万元支撑全家10口人的生活。
“肯尼亚运动选手很多,要拿到奖金越来越难。”吉萨斯说,在当地每天都流传着选手跑步致富的故事。据《体坛周报》报道,世界各地活跃着一批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马拉松高手,一个优秀的职业跑步运动员全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美元,而最顶尖的运动员年收入甚至可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只不过全世界不超过五六人。他希望成为传说中的一员,拿到奖金回到家改变生活,改变命运,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6位小伙伴。
“来中国就是为了多跑步,多挣钱。”吉萨斯的同行伙伴基缇克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中国,尽管去年第一次来时因为经纪人跑路亏了5000元,但他更愿意相信会遇到好的经纪人,可以跑步挣钱。
中国马拉松场次多,奖金丰厚。2016年仅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的马拉松赛事便达到了328场,2017年预计将超过500场。跑步改变命运是可能的。据中国知名非洲马拉松经纪人欧辰说,他所带领的运动员,根据不同水平挣得不一样,收入为3万元~10万元。
荣誉背后的生活
贵州跑完马拉松 挨饿23小时辗转回蓉
“一开始很饿,饿着饿着就习惯了”
吉萨斯在老乡介绍下来到中国,并见到经纪人李文益,然而,一切跟传说不一样。三室一厅的房子,住了9个人,其中一间房是经纪人的,他从来不住却锁着。吉萨斯跟其他三个非洲人挤在一张1.5米的床上,另外一人躺地上的一块木板上;另一个房间住了两个女生;剩余三个人,只能挤沙发。
吉萨斯有16个小时没有吃饭了,上一次吃饭是11月27日晚9时。当天,7人去贵州跑马拉松后回到双流区藏卫路北四段,这是他们上一个住的地方。他们的再上一顿饭则要追溯到26日晚,7个人在结束贵州雷公马拉松后,经纪人带领他们在贵阳火车站就着5个菜吃了一顿。此后,他们坐了14个小时硬座火车到了重庆,然后忍着饥饿在重庆北站等了5小时坐上了开往成都的车,因为是站票,他们继续站着饿了4小时终于到了成都。“一开始很饿,饿着饿着就习惯了。”
28日,塔比莎坐在沙发上,身上裹着一条薄围巾,因为饿,她不停吃记者为她们买的桔子。她似乎是9个人中最不幸运的,10月29日刚来中国第一场比赛就受了伤,右侧大腿拉伤,短期内不能跑步。
受伤后,塔比莎独自留在酒店,其他人都被带去比赛,没有饭吃,没有人照顾,动弹不了,她只能一直躺在床上等经纪人带去医院。然而,经纪人告诉她,“中国的医院不会治疗外国女子。”塔比莎听到后,几近崩溃,便让经纪人给她买回国的机票。
“中国不能治,那我就回家乡治,钱也不赚了。”塔比莎用不流利的英语让经纪人给她买机票,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走开”。直到28日,塔比莎一个月签证到期,这下她真的慌了。她不知道自己除了饥饿、寒冷、穷困外,还将经历什么。说到此处,她的声音提高许多,但英文本就不熟练,加上激动的情绪,更难以表达。
28日下午3时,Jimmy看到基缇克和记者在一起,他用食指指着比自己高出几公分的基缇克鼻子吼,“你们在干吗?我没给你钱吗?你在说什么?”
当着记者的面,四名运动员被Jimmy带走,尽管他们不断追问Jimmy要将他们带往何方?Jimmy只是口气粗暴地说:“passport ,follow me,quickly(护照,跟着我走,快点)”。
若奖金额度低于1万 运动员将“血本无归”
“来到中国,中国人都很好,很热情对我们很好,但Jimmy和李文益,他们对我们很坏。”吉萨斯说。
去贵州比赛的7个人,5个来自肯尼亚,2个来自乌干达,他们在国内大部分都是职业马拉松选手,有3个人懂英文,但只有基缇克和吉萨斯可以流利对话。
11月11日是让基缇克兴奋的日子,那一天,他在咸宁的马拉松赛事中赢得了全程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42.195公里,用时2小时22分26秒,奖金1万元。然而,这个奖金并没有让他感到欣喜,而是深深的担忧。
2个月前,基缇克的朋友本杰明介绍了李文益给他做经纪人。“本杰明说他之前跟李文益参加过比赛,相处还不错,还说他人很好。”但一切都和想象的不一样。“来之前,本杰明告诉我,经纪人会帮我们垫付机票和开支,安排比赛和食宿,然后抽取奖金的15%作为酬劳。但到这以后,改口说要抽取25%。”
成都商报记者从这7个人处获悉,两个月中,基缇克的奖金额度为2.8万元,是最高的一人;其余5人奖金额度均为1万多元。以5000元机票的最低成本计算,只要奖金额度低于1万,运动员将血本无归。
经纪人回应
所有奖金拿到后再结账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双方默认的一份英文协议,其中规定,运动员需要支付机票、比赛路费、食物和药费,这些均从选手奖金中扣除,奖金还要扣除20%的税和25%的经纪人费用,剩余才是选手所得。如果比赛需要等奖金发放,当主办方支付之后,经纪人将剩余的奖金于5个工作日支付给对方。
“运动员来中国之前就说过25%的提成。”李文益说,能拿到15%的选手必须是达标选手,即组委会特邀选手报销住宿费和路费,合同内容都是约定好的。所有奖金拿到后再结账,目前还有两场比赛没拿到奖金,他跟记者确认吉萨斯2万元的奖金能拿到四五千元。“这些他们早就搞清楚了,如果搞不清楚就不要来中国。”
Jimmy自称姓林,是成都人,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不是李文益的助手,是上海翼健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工商信息显示,上海翼健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今年1月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文益,注册资本为50万。
最初,林先生表示以前运动员的钱都如数结算了。“如果没有结算,你觉得他们会走么?”林先生说。后来,他又改口称,结账事情都是李文益负责,他只负责带队。“运动员挣不到钱并不是因为经纪人提成高,而是中国马拉松奖金额度越来越低。运动员来中国跑马拉松本来就是赌博,完全有可能血本无归”。
当然,并不是所有经纪人都这么对待运动员。“李文益收了运动员护照,运动员因为签证过期而送进监狱,这已经有三次了。”欧辰说,李文益是这两年入职经纪人行业的,按国际通行惯例,马拉松经纪人提成不得高于15%。“如果达到25%,运动员基本上就什么都拿不到了。”欧辰说,按照李文益的扣除方法,再能跑的运动员也拿不到钱,“什么费用都是运动员出,还扣25%,把什么都扣完,他们还剩下什么,这等于利用外国人挣钱。”
中国田径协会审定合格的马拉松经纪人丁熠晨听到李文益与运动员产生纠纷并不意外,“以前就跟运动员闹到派出所去过。”
中国田径协会
一旦调查属实,将在行业内公布此人名单
对于奖金,贵州环雷公山超100公里国际马拉松组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组委会采取购买第三方服务已将750万元项目费用打给了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选手邀请和奖金发放都由该公司负责。
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后勤管理人员曹磊表示,一场马拉松赛事要体现国际化程度,都会邀请一些外国选手来参加。根据公开报道,此次贵州环雷公山超100公里国际马拉松州来自中国、英国、瑞典、肯尼亚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名海内外马拉松选手参赛。“具体比例没有规定,但我们会跟经纪人说,邀请一个给你多少回馈,具体回馈多少,不方便透露。”曹磊说,李文益是他哥们介绍的经纪人,至于经纪人和运动员之间的纠纷,应该他们自身解决。
这个“回馈”有多少?成都商报记者无从得知,但调查发现,除了专业运动员,李文益此行还邀请了4名孟加拉国留学生来凑人头跑马拉松,这些留学生的全部付费由李文益支付,费用包括两个部分,每人来回路费3000元加1680元报名费,总计4680元。
据了解,目前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经纪人审定合格名录仅有7人,丁熠晨是其中一个。“要成为一名马拉松经纪人,除了要符合国际田联的规定外,还要向中国田径协会缴纳10万元的保证金。”丁熠晨说,如果登记在册的马拉松经纪人出现了违规行为,田协将处以一定额度的罚款。
中国田径协会负责管理马拉松经纪人的负责人解洋表示,李文益不属于协会登记在册的经纪人。“严格意义来说,都不属于经纪人,只能说介绍人。”解洋说,对于这样的纠纷,运动员可以向中国田径协会投诉,提交参加相关赛事的证明和未付账证明,一旦调查属实,将在行业内公布此人名单,从此中国田径协会主办赛事,不能通过此人邀请选手。
来源:谷雨实验室
注:文章内的所有配图皆为网络转载图片,侵权即删!
我要评论